由于孔庆东多次吹嘘他在6肆中的地位，同时又觉得茉利华革命很好玩（这个词好像不大合适，但我想不到其它词了）所以想了解一下二十年前那场运行，据说丛德（注：“丛”同“从”）的《6肆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是比较全面求实的，于是就找来看。
看了开头发现自己是找错书了，我想要的全面的历史文本，丛德虽然是重要的领导人，却是局中人，自然有所局限，但既然看起头也就把它看完。
我自己是很缺乏这方面的知识的，除了记录片《天安门》和这本书之外，其余的就是网络上的一些零星文字，第一手的资料是完全没有的，所以我看了之后的感受是很主观很片面的。
我是冲着孔庆东看的，所以对孔庆东的叙述特别留意。书中说孔庆东是法律系85级学生（P160），六四后到内蒙古教了几年中学，后考回北大获文学博士（P183)。这与我记忆中的有点差异，我记得读的是中文系，在北京当中学教师，并且六四时是北大学生会主席。当然，我对孔的认识多数是出自他的书，所以并不能确定那个是真的。
群众运动是很奇怪的东西，它的产生有其必然因素也有其偶然因素，不以人的意识为运动的。就像所谓的中国“茉利华革命”没有折腾出什么动静，而胡耀邦的死却成了6肆的导火线。说是人领导了运动，不如说是运动推动着人前进，他们很难意识到时代的大潮，却被大潮推着前进。
在运动的初期，领导者之所成为领导者是因为：1.勇敢地站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2.运动参与者认为他能够代表自己。这个时期几乎没有人实质性地考虑名利，实际上也没什么利益可言，反而是主动贴钱，同时承担很大的风险，他们的观点很单纯，只是为表达自己个人的观点，做认为正确的事。丛德卷入运动的起因只是因为硬盘坏了，刚好有空。
当一个人成为群众运动的领导后，摆在他面前的问题就由单纯的“如何表达自己”，变成“如何控制、如何组织、如何管理这个运动，运动往何处去”的问题，而名利也随之而来。
领导者要控制运动，把这服力量引导到具体可行的目标上，这是个危险的过程，稍有不慎就会脱离群众。群众运动非理性的特征在这里表现得很明显。在运动形成规模之后，抱着“法不责众”的心理，表现自己的勇敢变得更容易，抛出更加激进的想法成为表现自己勇敢，证明自己可以代表大众，争夺领导权的常用手段；当运动转入低潮时，领导者有被清算的危险，激进的做法成刺激群众的强心针，维持运动的常用手段。如此种种使得运动越来越失去控制。纵观整个运动，贴大字报→演讲→游行→绝食，玲姐甚至提出过自焚（P311)，民主建设与之相比显得苍白无力。
丛德花了很多笔墨写他对民主机制的建设，在运动的初期看起来确实做得很好，但当运动的主阵地由校园转移到广场之后，民主程序就不再能被很好地遵守了。
从这本书看，丛德对民主制度的遵守是所有领导者中最严格最自觉的，对民主程序的遵守出自于自觉而非外在机制的制约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书中没有看出有多少民运领导者有意识主动去完善民主机制，限制自己的权力。在广场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民主的地方，比如说在绝食第四天柴玲晕倒后，广播站的封从德暂代临时部指挥，居然不见得有什么民主讨论（P365），王文要当副总指挥，封从德就在副总指挥上添上王文的名字（P379），财政部长、后勤部长这些职务的任命也基本上是觉得谁合适就让谁当，很少有民主选举之类的过程。
民主机制还未完善，但利益已经到来。利益主要有两，一是名，一是利。名是利之始，利是名之本。丛德在书中多次批评丹叔、开希热忱于开记者会见记者，而他们即脱离群众也不能代表组织。但到了广场时期，作为广场指挥部主管财务的副指挥的丛德却不得不出示丹叔和玲姐为他写的“信任书”以证身份（P443)，以便接受捐款。
民运时的财务是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这里面的原因是非常多的，完整的组织机构未建立（也是没有时间建立），没有统一的入口和出口，接受捐款的人多，身份也多，不少钱的去向不明。一些领袖生活腐化；北高联一个曾管过账女生被捕时手里居然有5万8千美金，23万人民币（P485)。常委对受捐资金是有绝对的控制权的。丛德建立了一套制度限制每个常委一次最多可以批多少钱，一天最多可批多少钱（P448)，当实质上，当所有常委在一起时，他们可以分配所有的资金（P367）。
也许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利益，广场上的“政变”不断。丛德书中写道：“每天几乎者有“政变”，有时一天能有好几次。”（P411)广播站是争夺的重点，新掌握了广播站谁就掌握了话语权，掌握了运动的领导权。
“对话”一直是运动的诉求之一，但是不是每个领导都把对话当成首要的任务，我是有怀疑的。比如开希抵制袁木对话（P192)、玲组联系邓小平未果（P213)等，最严重的可能是与李总理对话那一次。开希的女秘书告诉丛德“很快可能同国家领导人对话，请绝食团指挥部也派人参加，有车已在东南角等候”，但丛德却没有足够的重视，致使这次对话绝食团指挥部的人都没去，而开希在会上坦言在场的人无法控制广场上的学生（P337-334)。对话是和平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有什么比实现一直在要求的对话更重要，错失了一次次机会之后，官方也不知道应该和谁谈、谈什么了。
我对广场上的抗争是持否定态度的——这么说可能两边不讨好，但这是我真实的想法。这种想法的原因除了各个派别各个领袖争权夺利、广场上的混乱环境等原因外，最最主要的原因是广场上人群的流动性太大。
领导层本身就很不稳定，广场抗争指挥部、北高联、首都各界联合会之间的从属关系不明确，彼此之间也在争夺领导权，而这此组织的领导人也是变来变去的。在中层的人员的变化就更加明显了，比如财政部长就来来回回换了好几次，有的昨晚才发表热情的就职演说，第二天就不干了。北大纠察队的人员干脆直接采用001、002这样的编号，换人不换号，因为人员总在变（P501)。至于运动的主体——广场上的人们，丛德是这样说的：“外地学生占八九成……但因其流动性太大，许多人到京几天后又走了，因而组织过于松散，无法形成领导核心。（P469)”这与我理想中的运动差别太大了，广场上虽然一直有几万人，但这些人中有很多已经不是昨天的哪些人了，这能说这些个怀有同样的追求吗？我觉得这实在是没有什么意义。运动在走出校园后，影响扩大，力量增加，但也失去了纯洁性，变得不可控、漫无目的。
我这么说并不是我认为丛德等人有什么做得不够好，批判丛德的权利是我这样的小年经所没有的，我也不觉得除了封本人之外有谁可以说他做得不够好。组织过千人以上的社团活动的人会知道顺利完成一个活动有多难，而封即没有预案也没有目标，外有霸道的政府，内有勾心斗角的同伴。
在书的最后，丛德花了不少笔墨反驳《天安门》，甚至挖出卡玛的文革经历。我个人不喜欢这种翻旧账证明别人以前如何如何，从而否定他现在所做的事；我喜欢就事论事。我看《天安门》的时候没有觉得玲姐有多坏，我想我可能是在看片的时候爱上她了:-)。开希才是给我印象最差的人。第一次出场就边露出洁白的牙齿的笑容，边说军警对女同学进行了猥亵和污辱。我当时心理就想，“我操，保卫中南海的军警是色情狂吗，在这个时候还非礼女学生。”封在书中对开希也几乎没有一句好话——开希的人缘真差。封把另一位有名的领袖丹叔写得像一个花瓶。
倒是李同学录引起我的注意。李同学在封的笔下是位极其重要的人物，而卡玛的《天安门》几乎提都没提。封在书中说《天安门》的矛头本来是要指向李录的，但被“人权观察”创始人伯恩斯坦给保下来（P557)。这一点很有意思，以后有机会查证查证。
在最后的最后，封提出一个阴谋论。就像对“6肆是国外反华势力策划控制”这种阴谋论一样，我是不相信的，因为这种提法一缺少有力证据，二太过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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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博文
研究广场上的经验教训，本来可以帮助中国以后的民主建设，少走弯路，不重复犯错，可惜中共不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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